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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散议 ZT
作者:王晓田

    有人说文化就像无所不在的万有引力,只有当你跳跃的时候才能感到它的存在。我则以为文化更像电磁场,在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强度与分布。分处地球两端的中美两国的文化磁场在交流的过程中想必是能够碰撞出火花的。

    《论语》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相似的教诲,在《圣经》中的表述则为“己所欲,施于人”。由此延伸出的文化行为大相径庭。前者内敛,在行动上多为后发制人;而后者外张,运作上经常先发制人。

    古罗马统帅凯撒的名言是:“我来,我见,我征服”。而在东方的汉高祖刘邦的壮语是:“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于是,一个扩张海外,一个固守海内。如此看来,美国出兵伊拉克也是要将己所欲之民主施之于他人。这是一个“所欲”大于“不欲”,还是“不欲”大于“所欲”的问题。

    在思维方式上,中美文化也存在著明显的不同。中国文化讲求辩证,玄奥,道理是要“悟”出来的。美国文化则推崇逻辑,求实,知识是在分析和验证中产生的。

    中国文化的玄,恐怕缘起于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人情世故。先不管文化的起源问题,下面的两则故事可以为“求玄”与“求实”作个注脚。第一则故事讲得是三个学生结伴赴京考科举,路过一名寺便求见住持的老和尚为他们掐算一下前途。三人自报身家之后,老和尚慢慢地竖起右手食指(请注意不是中指。即便竖起的是中指的话,也只有接受美国市井文化的人才会误解大师的意思)。带著尚未悟出的意旨,三人就恭敬的退了出去。在一旁静观的一个小和尚忍不住问大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师破例给他明示了一下:“这一个指头包括了四种可能。一是他们三人一起都中榜,二是他们三人一起都落榜,三是一人中榜两人落榜,四是一人落榜两人中榜。”

    第二则故事讲得是一个美国神学院的实习生如何钻了牧师直线思维的的空子。

    想抽烟的实习生问:“神父,一个人可以在祈祷的时候抽烟吗?”

    “当然不行!”神父严厉地回答。

    实习生又问:“那一个人可以在抽烟的时候祈祷吗?”

    “当然可以”神父和善地回答。

    第一个故事表现了中国式思维的玄,第二个故事显现了美国式思维的直。而下面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则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在处世方式上的异同与交流。美国前任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格瑞奇(Newt Gingrich)曾谈到他率团到中国谈判的经历。谈判前他被告知中国人的交易大多在吃喝闲聊的杯光觥影中完成。金格瑞奇于是准备了不少“闲话”以便和中方代表寒暄周旋。没想到,中国代表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列出了谈判的要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中方代表也在谈判开始前接受了类似的跨文化培训,并被告知美国人不习惯拐弯抹角而喜欢直来直去。

    文化的异同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在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中不难找到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其思维和行为特征的共性比两个同文化的人之间的共性还要高。文化的可融合性自然要远远高于相貌体征的可融合性。尽管如此,不同文化磁场的分布还是无法完全重合的。

    那么,文化的异同是否有其基本规律可循?文化的基本维度和要素是什么?

    清末民初的名士,香帅张之洞的幕府,北大教授辜鸿铭在其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提出了一种文化比较的模式。辜鸿铭在该书的序言中讲到中华文明的四种性格特征: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Deep,Broad,Simple,and Delicacy)。辜鸿铭认为,美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大多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则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则深沉,博大,却不够纯朴。在辜鸿铭看来,只有法国人最可能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虽然法国人在深沉,博大,纯朴这三项上并无优势,但是他们拥有一种非凡的,其它西方民族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

    可以看出的是辜鸿铭的这套文化比较模式主观色彩浓重,书中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客观依据。辜鸿铭既精通西方的文艺和哲学又熟读孔孟的儒学;既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歌德的《浮世德》又钟情于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在治学上辜鸿铭偏好标榜极端。以上所举的文化性格特征比较,也是辜鸿铭对美国人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1890)一书的愤怒回应。辜鸿铭对史密斯在书中列举中国人“不讲求精确”,“好面子”,“不诚实”等“特性”极为不满。

    另一位北大教授,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己任的林语堂在其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文化比较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林语堂提出了四个文化维度,既现实,梦想,幽默,和敏感(Realism,Dreams,Humor,and Sensitivity)。他给以下六个国家的人在这四个维度上的打分依次为:

           现实    梦想    幽默    敏感
中国人        4,    1,    3,    3
美国人        2,    3,    2,    2
德国人        2,    4,    1,    2
法国人        2,    3,    3,    3
俄国人        2,    4,    1,    1
日本人        2,    3,    1,    1

    在总分的排列上中国人和法国人各得11分,美国人和德国人各得9分, 俄国人得8分,日本人得7分。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的缺少梦想,德国人的不足在于缺乏幽默感,俄国人和日本人则在幽默和敏感两项上略逊一筹。

    林语堂还对这四个维度的组合效应做了一番分析。分析的结果可以用下列的等式表达:

    现实 -梦想 =动物性
    现实 +梦想 =理想主义
    现实 +幽默 =实用主义
    梦想 -幽默 =狂热
    梦想 +幽默 =奇思异(妙)想
    现实 +梦想 +幽默 =智慧

    根据以上的表达式,中国人有高度的实用主义倾向,但如果学会如何做梦则会变得更加智慧。在我看来,林语堂模式与人们的直观感觉比较亲和一致,但缺点是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对文化差异做了更有实证性的研究。从管理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霍夫斯塔德(1980)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的员工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塔德发现民族文化对雇员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上:(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人还是集体的利益),(2)权利距离(一个组织内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性),(3)不确定性回避(对判断与决策的不确定性的反应),(4)在生活的质与量的偏重(多而快还是少而精)。随后的研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有增加了一个维度:(5)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着眼于现在还是放眼于未来)。

    举例来讲,美国员工在所有40个国家中的个人主义分数最高,而权力距离得分低于平均值,不确定性回避得分低于平均值(对不确定性耐受性较高),在生活数量方面得分高于平均值,在长远导向上则得分较低。

    与美国员工相比,中国员工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但权力距离得分较高,对不确定性回避得分居中,生活数量和质量上的得分平均,而在长远导向上则得分较高。中国员工的得分分布似乎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式集体主义以及为人处事的“中庸之道”。中国文化既不主张偏激也不主张退缩。所谓“中庸之道”并不意味著妥协。朱熹的注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既不走极端,又不易帜,不易主,不易信仰,要有所坚持。不确定性回避在中美文化中的体现应不尽相同。可以推论的是,中国文化的“玄”使得中国人在信息的不确定性上有更高的耐受性;而美国文化的求实性使得美国人在行动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上有更高的耐受性。

    再来看看已故的美国哈佛大学女学者,人类学家佛萝伦丝。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的工作。太平洋战争尚在如火如荼之时,美国的战争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就着手组建了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其目的之一是为战后对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帮助。这支包括克拉克洪在内的研究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这项有关国策的建议曾遭到罗斯福总统三次严词拒绝。但是美国的学者们不折不挠地继续上书,直到获得罗斯福去世后接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二战后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维度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片有五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社区共存的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Kluckhohn & Strodtbeck,1961)的五种价值取向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了五个价值维度,每个价值维度又各有三种价值取向。

    以下所列为五个价值维度及每个价值维度的三种取向。

价值维度        价值取向

与自然的关系      顺从        和谐        控制
时间的着眼点      过去        现在        未来
对人的本质的判断    善         混合        恶
活动的目的       顺从自我      完善自我      表现自我
社会关系        等级的       群体的       独立的

    先来看看美国主流社会在这五个维度上的价值取向。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美国人认为人类是自然 界的主人,在时间的着眼点上他们更关注未来,在对人的本质的判断上大多认为人性的本质上是好的,但是人性的善恶是可以互变的,在活动的目的上美国人追求建功立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提倡独立自主。

    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研究不多,因此也缺乏试验依据。以下是我的大致判断:在与自然的关系,时间的着眼点,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和活动的目的上中美文化的价值取向十分相似。这种价值取向也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例如,人定胜天;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人之初性本善;大丈夫修身,齐家,平天下。在社会关系的维度上,中国人更认同等级关系。这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都着眼未来,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看重现在,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重视过去的传统。比如,虽然都是为子女的发展着想,美国的家长们更关心孩子们现在的幸运赛车在线投注兴趣与快乐,而中国的家长们则更关注孩子们将来的出息。在美国父母乐此不疲地带著孩子们穿梭于各种比赛场馆之间的时候,中国的父母们正在唉声叹气地押送著孩子们返于各种补习班之间。他(她)苦口婆心地教导孩子们要懂得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却不知当得人上人,苦恼更缠身。

    今年的一本英文新书《称赞缓慢》(In Praise of Slowness)提倡 把生活的聚焦点放在眼前而不是将来。书的作者认为英美文化因为过度着眼于未来有一种对多-快-好的成瘾性 (cultures addiction to “more-better-faster”)。其实,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更有甚者;既放眼未来又要多-快-好-省。多了一个省字,工作就更难做了。既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既要骏马奔向未来,又要骏马驮萝匍拉白菜。

    尽管有种种不同,中美文化的共性还是相当高的。下面是一个旁证。对阿拉伯人的价值取向的研究表明他们在上述五个维度上的价值取向都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比如阿拉伯人大多认为人性有的善有的恶,但无法互相转换。他们认为人类应当顺从自然。他们更尊重传统和古训。在活动的目的上更强调顺其自然和内省。在社会关系上更遵守等级的制约。

    在伦理价值的取向上中美文化还存在著另外一些各自不同的偏重。美国文化强调正义,自由,诚实;而中国文化强调仁义,礼仪,善良。美国文化强调人权,而中国文化强调人情。然而,所谓的人性管理需要的是两者兼而顾之。也就是说,人性=人权+人情。

    纵观中美文化,两者完全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是开放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千年古国,其文化是兼容并蓄的。这从中国宗教的多样性,洋务运动以及留学潮的兴继可见一斑。总地来讲,文化的价值取向更容易对民主制度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而性格则对集权制度的政策制定有更大的影响。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也是一部开放与关闭交替的历史。闭关自守使中国的发展屡尝苦果。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各种组织的制度与管理都日趋民主,文化的弥散和交融势不可挡。不同的凤凰彩票文化必将在既有互动又有冲突的交流中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