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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按:下面是一 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写的一篇视角独到、很有见地的文章,供阅。文后作了三点评论。
作者:特战勇士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转)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的30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所谓智库和智囊研究机构在中国蓬勃而起。


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这的确是一个硬梆梆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不少智库,无论是官方型还是民间型,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无序而惨淡经营;面对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取向的资金诱惑,一些智库在独立研究和社会公正面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批判的不是中国智库“泥沙俱下”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智库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又有市场属性的特殊行业,一方面,作为决策咨询产品的提供者,中国智库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管理者和主要需求者的政府,应该从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模式,重视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智库战略力量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


正如伟大的决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一样,一国智库的繁荣和强大也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充分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持和需求

“联合国不行了,八国集团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中美应该联合起来有所作为。”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一次私下拜会中,面对奥巴马对华政策主要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俯下身子提出的这番“G2”设想,来访的中国一位高层官员颇为惊讶。无论这位美国智库界顶尖的地缘战略思想家是在试探还是心有所戚,访客和他的幕僚只能“姑妄听之”。

“2008年7月美国《外交》杂志突然提出的‘中美G2模式’,国内大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将其猜想为一张‘有毒的馅饼’,或者不予理会。”采访中,一位知名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人士很遗憾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至少在对等的智库交流层面,对于美国高层决策咨询人士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研究者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当然,这不算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刻。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 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归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特战勇士注:——上述评价过于温和和中庸了,实际上,对经济形势和局面的误判,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自称为智囊和决策咨询机构的“智库”们的有失公允的聒噪。但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其学术水平,还是别有用心的身份、立场问题!)
另一方面,过去20年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

“在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了或低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确实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库蓬勃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而根据定义,智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思想观念’和‘专业知识’。需求的数量巨大,需求方的层次不同,领域各异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别,客观地促成了中国智库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局面。”

他分析说,“从供给的角度看,智库的功能发挥得也远非尽善尽美,比如,对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最初都严重估计不足。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与机构,还是只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其间还没形成一个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当然也需要时间。”

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 %;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以六点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事实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上述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采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

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 、“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接受采访的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幸运赛车在线投注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凤凰彩票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

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幸运赛车在线投注,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瞭望》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 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

黄卫平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

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门之间的隔阂。

同时,《瞭望》新闻周刊也了解到,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时势造英雄”

采访中,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这些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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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战勇士评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目前中国智囊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我补充提示三点:



第一、正如文中所反映的,资金在智库的发展和运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往往出资人、赞助者成为影响学术研究结果风向、结论定性的决定者。但文章把原因归结为“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而我不完全这样认为,实质是有少部分是经费短缺,但还有很多是因为价值取向的贪婪。也就是在目前这个功利拜金至上的社会大风气氛围里,不少研究机构就是冲着经济效益去的,就是奔着商业性报酬、“利润”去的,虽然名义上还叫“学术研究、咨询”!

比如: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很多已经在上市公司里担任了顾问、独立董事,享受着丰厚的薪酬、年度红利回报,你如何指望他们能够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立研究报告?又比如,在暴利多年的房地产领域,开发商们豢养或赞助了一批的半官方、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包括那些行业内的团体组织,象什么“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完全就是沦为开发商利益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为开发商的要求和意见鸣锣开道、积极向高-层上书。



第二、区分学术水平和立场性质问题。有些当然是水平有限,但在当今世界严酷的竞争格局下,不排除少数所谓的中国智库里的精英已经在境外势力团体的辅以巨资诱导的精心栽培和转化下已经被拉下水,成为出卖中国经济利益和主权的经济汉奸或者间谍。



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形势和局面的信息“误导”或者结论“误判”,就很难知道,这到底是其学术水平,还是别有用心的身份、立场问题!我们忧心,主要是这些个智库的专家们,往往都有显赫的头衔、地位,并与高官结为朋党,把握着出镜率和话语权,对一个行业甚至国家政策有着广泛影响。看看那些我们都曾经熟悉的所谓智库、精英们的高论吧:


——什么“中国没有穷人,都是待富者”;——什么“房价很正常,上涨空间还很大”;——什么“中国不需要划什么耕地红线,市场经济还怕卖不到粮食?”;——什么“中国应该大胆引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参股我们的国企改革”;——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不大,我们形势稳定”;——什么“中国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公平来自认同感”;——什么“龙图腾是落后了,应该改改”;——什么“类似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渲染战争和血腥的教材过时了,英雄标准应该与时俱进”;——什么“改革应该豁免先富者的原罪”;——什么“中国应该考虑废除死刑”;——什么“对待企业高管的一般犯罪,在保证诉讼程序有效前提下,可暂不拘捕”。。。。。。

上述“智言”有的已经变为了国家或地方、行业的政策参考或者政策内容。值得深思啊!


第三、该文章或者回避、或者疏漏了中国所谓的精英智库面临逐渐不景气、水准日益受到质疑的诸多尴尬的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脱离人民、远离民众、隔绝民众。中国民众中有着无数的智者、有着巨大的智慧。但很多的所谓精英们却宁可照搬西方教条、或者实质维护权贵阶层利益、维护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权益。因此,他们的研究过程、结果往往欠缺客观、有失公允,甚至粉饰太平而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样的“成果”即使可以得逞蒙骗一时,甚至哗众取宠而被高-层采纳,但终究会被无情的客观规律揭穿,被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挫折和严重问题所质疑,蒙骗不了长久。改革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始终倾听人民的心声,筹划谋划尽力融合人民的智慧意见,实施实践多让人民主动参与,总结评价多给人民话语权,才能合乎民意,顺乎国情,从而最大限度贴近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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