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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报》人的新闻追求与办报的政治分寸


  《新周报》社长 冯小平

  (此文为冯小平于2004年9月7日在 《新周报》采编人员培训大会上的演讲。)

  在中国办报,所有的报人都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国情,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新闻管制体制。在中国办报,如果不能处理好新闻追求与政治边界的关系,就会严重影响到一张报纸的发展前途,乃至生死存亡。

  比如内地的一些机关报,因为受各种政治框框的限制,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报业改革二十多年了,还是从前机关报的那张老面孔,在这些地方,都市报们一出来,就迅速把他们打垮。象这样的报纸根本无法建立起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即使有的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一旦放弃新闻的追求,也会丧失已有市场。比如南方某报,以前发展得很好,但因为换了思路,很多新闻不做了,发行、广告和报纸的影响力全面下滑。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新闻追求。

  另一方面,完全无视现实的政治要求,脑子里没政治,眼睛里没上级,报纸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比如凤凰彩票去年被封杀的21世纪环球报道。血淋淋的现实历历在目。

  所以,放弃新闻追求是死,无视政治边界也是死。前者是慢慢地憋死,是自杀;后者是一棍子打死,是他杀。死法虽不同,结果都一样。

  决定一张报纸成败的因素很多,比如说资本投入、市场定位、管理团队、市场操作等等,其中在操作上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新闻追求与政治边界的关系,办好一张报纸,就必须掌握好它们之间的分寸。

  一、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办报环境和市场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成就巨大。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多方面的分化,其中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政治、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迟缓,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表达方式基本还是二十年前的老一套,这就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剥离。最明显的例子是新闻联播头二十分钟、人民日报、各地机关报的头版等新闻,他们所用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与一般老百姓所习惯的完全不同,因此“跳过头条”、“翻过头版”成了不少市民的习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两张皮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在当代中国,报纸一开始是政治的一种附属品,报业改革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革的节奏基本合拍,总体上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就是由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

  在计划模式下,国内的报纸在性质上叫“机关报”,由各级党和政府来控制,功能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报纸做的事情也不叫“做新闻”而叫“搞宣传”。机关报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计划拨款、公费订阅、行政摊派。机关报最显著的特征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一切以领导为中心。

  在中国报业向市场模式转型时,它的党属性质、喉舌功能仍然被突出和强调,但行政拨款大都没有了,要求报纸面向市场自己求生存。

  市场模式下的报纸是什么特征呢?性质上是市场报,功能上要表达全社会的多种声音,从而形成了报社自己幸运赛车在线投注的声音。表达方式就是做新闻,要按新闻规律和新闻的标准来做。生存方式就是自负盈亏,要把内容做好以吸引读者,进一步吸引广告商,实现市场价值。所以市场模式下,报纸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要对下负责,对读者负责,以读者为中心。各级领导也变成了特殊的读者,是读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现在我们所有的报纸或多或少都兼具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下的这两种特征,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国内报纸都具有“双重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要做喉舌,做宣传,甚至字号多大、放在几版,上级主管部门都有要求,当然还有许多这不准做那不准做的禁令;另一方面呢,一分钱不给,报纸有没有人爱看你自己搞掂,市场你自己去面对。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好讲。“双重人格”和“双重特征”就是国内报纸面临的最大现实。

  总体上讲,目前的报纸包括周报都处在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的转化过程当中。沿海快一点,市场化程度高一点;内地慢一点,计划色彩更重一点。当然也不绝对,比如成都报业就比上海报业开放得多。广州、成都,以及稍微晚一点的北京,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全国还有一些二级市场,经济没那么发达,比如南京、昆明、西安、重庆、沈阳,包括武汉,许多城市出现了残酷的竞争,报纸卖到1毛钱一份,广告两三千块钱一个整版。在媒体还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时,因为恶性竞争,少数城市的报业已经陷入了全行业亏损。

  上海是全国报业市场的最后一块肥肉,市场开放得比较慢,现在的政策门槛还比较高,报业运作的水平总体较低。从去年开始,也慢慢热闹起来了。许多社会资本都想到上海来抢滩。去年《东方早报》出来了,上海《青年报》也有人投资改版了,今年还有两个经济类的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在运作,大约在十一月份左右上市。估计今后两三年,上海会成为报业市场的新热点。

  全国的周报市场,除了分众类的报纸外,综合类的一开始走的大都是休闲娱乐、风花雪月的路线。这幸运赛车在线投注些报纸在都市报日报繁荣以后,特别是进入厚报时代以后,空间越来越小,因为都市报和一些日报什么都做,挤占了周报的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也是从文化娱乐起步的,但他们在90年代中期转向时政新闻,从而开创了一个新闻周报的巅峰时代。

  为什么南方周末转型以后能做到那么大呢?办报人有头脑有眼光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市场角度看,中国时政类新闻的巨大空间及中国读者对这类新闻的巨大需求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方面的新闻资源非常多。另一方面,读者对这类新闻的关注度高,因为时政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还有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都是国计民生。从鸦片战争以来,这种民族情结一直保持着惯性,很多中国人有关注时事的热情。

  90年代后期国内新闻周刊的勃兴,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存在。近些年国内新闻周刊不断有新面孔出现,而且大都活得还可以。这些新闻周刊的新闻定位与《新周报》非常接近,目前在国内,周刊的规模都还不大,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较贵。在国外作为消费新闻周刊主力的中产阶层,在中国还在形成当中,还不太稳定,所以有些很贵的杂志老百姓消费不起。但是报纸价格便宜,很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关注改革开放的这个人群来消费,所以南方周末的崛起和普及不是偶然的。

  这次知音集团投资办这样一个周报,可以说是定位准确,市场空间很大,所以我说《新周报》前途无量。

  但是,《新周报》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特征。虽然不是机关报,但还是国有资产,也姓党。因为按目前的国家政策,刊号仍然是政府控制的资源,所有的媒体——不管谁投的资——性质上都属国有资产,投资者只是负责具体经营而已。像成都的《商务早报》原来是民营企业家投的资,后来托普集团又注资几千万接管,但在2001年当地政府说关就关了,并不以资方的意志为转移。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新周报》不是机关报,所以我们有更鲜明的市场趋向,我们要更坚定地追求新闻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一定要遵守政治体制既定的游戏规则。“双重人格”是所有国内媒体包括《新周报》与生俱来的原罪,在夹缝中成长是国内媒体的生存现实。我们无法选择、无法摆脱,就只有坦然面对,在如何处理上好好下功夫。

  二、新周报人的新闻追求

  《新周报》是一份以时政新闻为主打内容的综合性的新闻周报,它以深度报道见长,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全方位调查,尽可能还原事件的真相,为读者展示事件背后的丰富内容,为理解新闻事件提供新的视角。《新周报》将是一份有深刻影响力的全国性大报。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报。

  因此,《新周报》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体制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要关注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法制与人权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冲突与突破,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问题,市民社会、百姓生活的新形态、新要求等等,同时也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新闻是新周报争取读者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新周报》一定要做新闻,这一点雷打不动。剩下的只是做什么样的新闻,以及更具体的怎样做新闻的问题。这里我重点谈谈《新周报》要做什么样的新闻。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报业对新闻的追求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轨迹。新闻理念的变化与报纸形态的变革也有大致相应的关系。

  在“机关报”时代,我们的报纸只有“宣传”,没有“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是各级领导的各种活动。80年代初晚报兴起,晚报们放下架子,改变面孔,开始关心市民生活,街头巷尾家长里短,对读者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新闻的取向是“贴身实用”。

  到90年代中期,都市报崛起。都市报们对传统的政治性新闻嗤之以鼻,而把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旗帜,强调新闻的好看、可读、故事性和趣味性。凭借前所未有的新闻力度,都市报在各地市场攻城掠地,迅速窜红,成为当地媒体的主角。

  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随着经营理念对新闻理念的渗透和影响,“主流报”的形态开始在各地崭露头角。主流报纸大都靠广告收入生存。广告主关心有决策权、有消费力的读者群的阅读取向。因此,报纸光做得“好看”、“可读”是不够的。这也是一些品味不高的都市报在广告量和广告品质上总也上不了档次的根本原因。

  主流报纸要关注社会主流生活,吸引社会动力人群。因此,在新闻理念上“主流报”不仅追求新闻的可读、实用,更关注新闻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注意到,在各地自称是“主流大报”的报纸,在关注的新闻上,不再简单地排斥政治性新闻,而是有心从中挖掘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角度和内容,包装放大。除了对新闻事件的一般性报道,也开始关注新闻背后的深度挖掘。可以说,主流报是对前几种报纸形态的整合,是对都市报晚报的否定之否定。

  以上说的虽然是日报,但国内周报新闻理念的发展脉络也是大同小异,由风花雪月、休闲娱乐到时政新闻的深度报道,真正成大气候的还是那些有影响力的新闻。

  新周报要做什么样的新闻呢?

  回答是,新周报要做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

  新周报是有品味、有档次、以中高端人群为目标读者的全国性大报。所以我们不能只关心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当然重大新闻也可能从鸡毛蒜皮的事件开始,我的意思是,做任何新闻,都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细枝末节上,只关心鸡毛蒜皮,觉得只要好看、故事性强、有可读性就够了。对新周报来说,这不够。新周报要关注更深层的东西。如果这条新闻挖掘不出更深层的内容,读完就完了,没有回味、联想和开掘的空间,它在新周报的版面上就占不到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明确的编辑指导思想。

  那什么是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呢?

  我们说,所谓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就是那些能够触及体制矛盾,引发观念冲突,揭示法律空白,关切利益分配,或者能够开辟社会生活新领域、新模式,能够令人回味、促人思考,提供理解新角度,启发新的可能性的新闻。关注这类新闻的核心人群,是社会动力阶层,即有话语权、决策权和消费力的社会阶层,俗称“四有新人”(有知识、有财富、有权力、有未来)。报纸就是要通过影响这些人来影响社会,而能够通过影响这些人来影响社会的新闻,就是我们说的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这类新闻与一般新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它的深度。

  如何判断一条新闻有没有深度、有没有影响力呢?我举两个例子。

  在广州一到春天下雨,林子里就长出很多蘑菇,民工摘了吃,结果经常毒死人。有次报社接到报料,说有人吃毒蘑菇倒了五六个,医院的救护车接到120赶赴现场,一看是民工,就支吾了几句扬长而去,没有立刻去救。事情曝光后,全社会一片哗然。各大报纸穷追猛打,质问救护车为什么不救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批评报道。到此为止,我们说,这还只是一条一般性的社会新闻,尽管它一时间是那么轰动。

  后来有的媒体没有停留在对医院的大批判上。他们对医院为什么不愿救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广州各大医院因为遵照救死扶伤原则先治病救人,而导致的病人稍好就走单、或“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类事情很多,积累的呆账、死账多的一年八九百万,少的二三百万,医院也是一肚子苦水。医院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经营上的压力与救死扶伤的特殊使命常常有直接冲突。医院不救人肯定不对,但只要求医院救人而解决医院的困难就对吗?有病必须抢救但又没钱,谁该为这部分人买单?这就不是医院的道德问题,而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问题。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可以由政府倡导建立特种基金来解决这个难题。

  新闻做到这里,就越过了简单的道德批判层面,深入到了体制,为找到问题症结,推进改革,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我们说,新闻做到这个深度,就可以说是有内涵、有影响力的。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武汉。大概是90年代初吧,几个香港商人到武汉公干,急急忙忙上出租车时把一个重要的密码箱忘在了路边。等发现时再回来找,已经全无踪影。箱里有几万元人民币现金、外币、高级相机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份价值过百亿的合同。据说这合同要是去银行或公证处挂失,挂失费用过百万,而这合同对一般人是没什么用的。港商在当地所有的媒体上登广告,表示愿意把箱中所有的人民币、相机等等送给捡到的人,只要把合同奉还就行。港商也报了案,当地警察全城出动,忙了几个月,自称捡到密码箱的电话也接了不少,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出来认账,港商只好自认倒霉。

  这是一条很轰动的社会新闻。但到此为止,它也只是一条一般性的社会新闻而已。篇幅再多,也还不是深度报道。这条新闻只有放到一个特殊的背景中去分析,才能挖掘出其中的新闻内涵。这个背景就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学雷锋“拾金不昧”的道德传统。

  我国已经提交人大审议、估计明年出台的《物权法》一直很受各方关注,原因主要是两个,其一是关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其二是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物权法》规定,拾金不昧的人有权从丢失东西的人那里得到一定比例的奖金。与此同时,如果“拾金而昧”,这就不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犯法,要追究法律责任。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拾金不昧”是不能要奖励的,一要奖励特别是物质奖励,就不那么高尚了。因此,《物权法》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是对传统道德的一次背叛。为什么要摒弃这种道德上的高标准、高要求呢?武汉事件就作了最好的注解。

  提倡“拾金不昧”的原始目的,只是为了让失物能“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但过分强调“拾金不昧”而不能要任何实际好处,结果往往使事情走向反面,使现实中许多想从中得到点实际好处的人“被迫”拾金而昧,从而意外地使失主蒙受更大的损失。“武汉事件”中捡到密码箱的人怕受道德上的指摘,怕承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可能担心自己会被警察抓起来(让警察瞎忙了几个月徒劳无功,数额又如此巨大)。因此,即使他并不想让港商受这么大的损失,但实际利益的选择是他只能让港商受更大的损失。这就是过高要求的道德引出的悖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物权法》对“拾金不昧”的法定奖励才显示出革命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对“武汉事件”这样的社会新闻能够作出类似的解读,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有深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

  一般而言,重大新闻事件总是内涵丰富、新闻空间很大的,比如南丹矿难瞒报事件,比如孙志刚案与收容制度的终结等等。其中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许多盘根错节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我们的记者编辑去发现。我们靠什么去发现?除了勇气和胆略,更重要的是头脑和思想。

  因此,新周报的采编人员需要拥有的不只是良好的文字功底和熟练的采编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一事当前,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思路去发现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思想、有头脑,是我们能从一般新闻事件中发现丰富内涵的最重要素质。

  我们对新闻的追求也是一种思想的追求。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追求。有内涵的人,才能做出有内涵的新闻,办出有品味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