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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人与事 ——1984-2004诗坛人事印象
人与事 ——1984-2004诗坛人事印象

作者:刘春

“两报大展”、海子自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还有什么能比1986年的“两报大展”和1989年的海子卧轨自杀更值得一提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即便是放到今天来讨论,它们仍然是近20年来中国诗坛不容回避的事件。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有着微妙的联系,它们都预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两报大展”结束了“朦胧诗”的“好日子”,点亮了“第三代诗”的辉煌(尽管部分“朦胧诗人”也参加了“大展”而且参加“大展”的许多“第三代诗人”的作品都相当幼稚);海子之死则是一曲唱给田园与淳朴精神的挽歌,此后,中国现代诗歌道路开始分叉,一条是向“暧昧”,另一条通往世俗,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两条道路都抛弃了海子孤独的歌唱和对乡土的缅怀。如果说“两报大展”还属于纯粹的“诗事”,那么海子自杀所暗示的内容则要广泛得多,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

作为事件,它们是80年代烙在我心头的两个印记,今天,我仍乐意对它们表达我对前者的兴奋与对后者的忧伤。

顾城杀妻、自缢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杀妻、自缢,《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正在四川乐山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辞世的消息。那个消息给我的是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而更重要的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把多年以来一直关爱着他的谢烨用斧头砍死!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会相同。

顾城的死,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是诗人的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去世。单是去世的就有海子、戈麦、方向、阿橹、昌耀、徐迟……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各的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这样的指责往往只是缘于个体的行为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而被老板视为“疯子”,于是许多人干脆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并不少见。

我如此饶舌不是没有目的的,在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食指疯掉了,便把所有诗人当疯子;海子自杀了,就认为所有的诗人都不负责任;顾城杀人了,所有的诗人于是就成为潜在的凶手。或许乌托邦的确在破灭,但这乌托邦难道仅仅是诗人的吗?难道不是所有希望纯洁、干净的灵魂的共同追求吗?因此,当我重读顾城的旧作《我唱自己的歌》时,在这一瞬间,我忘记了前面所说的关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的分类,我想,即使仅仅是出于对一个逝者的缅怀,我们也有理由记住它们。

阿橹伏法

我对阿橹的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3年冬天的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的印象并不深刻,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但他的诗才无疑是优秀的——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杀了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不过三四年时间!

终于,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了“死人”。即使他写出了再多好诗也无法取得人们的谅解。这是阿橹个人的错,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阿橹干了坏事,只能由他一个人负责,然而,我还是看到了下面这些我曾经担忧过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思考着: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这是什么逻辑?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不会写下“阿橹伏法”这个词条。

盘峰诗会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三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引起激烈冲突。据有关报道,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谢有顺、沈奇、唐晓渡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最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所阐述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既有道理也显得不甚科学。虽然诗人的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出两分法的片面性。但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是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到北方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诗歌写作是一件复杂的劳动,除了某些特定的部分外,它还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知性,因此,参加诗会的优秀诗人的写作还在持续着,任何结论都不见得可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盘峰宾馆可能因此而成为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一所宾馆。

诗歌污染城市

祖国南大门广州,经济发达,市民见多识广,但他们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被熟视无睹的性病广告、垃圾桶、电线杆、工厂墙壁上会在一夜之间出现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让包括全国传媒巨头《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在内的50多家报刊和近300家网站白白捡到一个绝佳的新闻题材。

现在想来,轰动全国的“诗歌污染城市事件”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的预谋和策划的,这一点仅从“行动”的时间就可知一二——2000年12月29日至2001年1月上旬。也许世宾、黄礼孩、浪子、安石榴等人早已设想好要以自己的行动将20世纪和21世纪串起来了。

持续一个多星期的“行动”反响是巨大的,它给身处中国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市民一个反思自己的内心和社会风气的契机。但从大处说,“行动”并不算成功。我从“行动”的核心人物世宾发来的“事件”的全部策划资料发现,按照诗人们的设想,“诗歌污染城市”在广州的行动只是开始,它的进一步目标是辐射全国,让这个行动在其他城市蔓延开来。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除了广州,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出现过此类事件。据说有一些诗人曾经设想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对世宾们的行动进行呼应,但最终不得不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无功而返。一个诗友提起这件事情时意味深长地说:“广州毕竟是一个观念开放的大都市,要是在我们这里,嘿嘿……”

北海诗会

如果“北海诗会”在2000年11月6日成功举办,那么这些文字就可能不会存在,但这次诗会在即将举行的前两天被突然宣布取消,使它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突发性诗歌事件。

与互联网出现以来的其他诗会一样,北海诗会举行前一个月,有关消息便在网上盛极一时。11月初,诗会突然宣布取消,部分消息闭塞的诗人已经坐在开往广西的列车上了!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消息:200名中国诗人原定于12月6日到12日在广西北海市召开诗歌发展研讨会,但由于参加者中有许多地下文学刊物负责人与异见诗人,北京当局担心这项研讨会将由批评现代文学政策变质为要求政治改革,因此北海市公安局下令禁止举凤凰彩票办,三名不顾公安警告继续筹办的诗人,于11月4日被以“非法聚会”为由逮捕……

这条不知来自何处的消息真实性值得怀疑,且不说其叙述有夸大其辞捕风捉影的嫌疑,单说消息中列举的“异见诗人”中岛,说中岛时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策的诗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许多诗人都知道,中岛在2000年根本不懂得怎样上网!怎么可能“时常在网上时常发表……”中岛在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委托朋友在网上替其辟谣:“他听说此事,十分震惊,由于未满(湖南诗人、诗会的筹办者之一)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未满一直跟他说这是北海市团委搞的活动。而且他有几次打电话找未满,也都是打到北海市团委,所以这应当是一个官方活动,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未满从来没有跟他说有关方面对他与会有什么异议,他本人早就决定不参加北海诗会,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单位事务太多,实在脱不开身。中岛还很吃惊地说,他本人几乎从不上网,怎么会在哪里发什么诗?更何况他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根本没有写过那一类诗,关于这一点,看过他诗集的朋友应当很清楚。中岛对这一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他说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沈浩波于2000年11月16日在“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诗歌论坛发表)

2004年4月,我在长沙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意外遇见未满,这时的未满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了。说起北海诗会,未满一言不发。北海诗会的变故和各种传闻已烟消云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诗人仍在埋头创作、改行挣钱,好热闹者则开始收拾行装前往下一个聚会的地方。

诗人上网

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的批量出现,已经成为2000年以来文坛一大现象——2000年,诗歌网站的数目还屈指可数,至2004年夏天,数目之大已无从统计。

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有诗生活、诗江湖、界限、灵石岛、扬子鳄、或者、八千里路、唐、终点、流放地、滑动门、珊瑚岛等幸运赛车在线投注。比较齐全的诗歌网站包括了论坛、网刊、作品专栏等部件,在这些部件中,论坛无疑最重要最受人欢迎。诗歌论坛除了可张贴作品,更是诗坛消息的大本营,诗人行踪、诗会消息、评奖结果、诗集出版……几乎所有与诗歌有关的新闻都能在上面找到,因此从大处说,一个诗歌论坛其实就是一个门类齐全的网站,只不过没经过分门别类而已。因此,界定一个诗歌网站人气旺不旺,论坛的来客数目的多寡是主要参考因素之一。

从2001年起,国内的不少官方诗刊如《星星》、《诗潮》、《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论坛,吸引了一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由于上网的日益便利和这些传统刊物的介入,越来越多的在传统媒体上具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走进了网络世界。这些网络文坛的“后起之秀”在对网络的“规矩”逐步适应中也免不了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谈资,比如伊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帖子的点击数和网友的回贴,不怎么听得进批评,喜欢与不同意见者争论。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在“指点江山”(后更名为“唐”)论坛上给一个版主留话,叫其将“诗生活”上一个对他的诗作持赞同意见的20字不到的帖子转过来,那语气明显地流露出高兴与得意。那可爱的模样让江湖老手们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最初上网时也是这样的!

网络是虚拟的,但上网的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因此,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网络上也不鲜见。我们也可以说,网络是一个绝佳的“人心检测器”,从一个诗人的多次发言可以综合出其性情和行事方式。一些诗人因为宽容而成为网络上公认的“好人”或“中庸份子”,一些诗人因为放任自己而成为网络疯子,少数诗人热中于与人叫骂而成为网络恶人。2003年夏天,几个诗人不知从何处学得黑论坛的功夫,便充当黑客,相继将乐趣园属下的诗江湖、他们、扬子鳄等最具影响的几个诗歌论坛黑掉(后很快被恢复),闹得其他诗歌论坛的版主人心惶惶。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黑客的理由竟然是那些网站出现了“少儿不宜”的内容,他们扮演了一个纯洁的正义者的形象,而事实上,这些“正义者”大多数是因为热中于吵架骂娘讲下流滑而为人们抵制和唾弃,才起了黑人网站之心的。好在到了2003年11月后,不知是因为乐趣园增加了防卫功能还是黑客本人也觉得厌倦了,各个网站没有再出现“黑客诗人”。

柯岩“抄袭”事件

由《星星》诗刊于1999年挑起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选得是否妥当”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仍余波未了,《华夏诗报》、《银河系》等一批以老年人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诗歌刊物发表了大量抨击《星星》和该刊主编杨牧的文章。被指责为抄袭的老诗人柯岩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杨牧的公开信,有人赞扬柯岩此信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持反对意见者则不以为然,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杨牧则借答复《文学报》记者采访之机对《星星》此举的初衷作了说明和辩护,态度不亢不卑。而事件的“始作俑者”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毛翰教授“毫无悔改之意”,继续在《书屋》杂志和网上发表了反驳柯氏及其他意见批评的长文。令人深思的是,在长达一年的争论过程中,老诗人喊得声嘶力竭,年轻人却置若罔闻。这情形会让你想起一句流行语:我们两个人中肯定有一个是傻子!

青春诗会

我从2000年开始订阅《诗刊》,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收藏每一年度的青春诗会专号。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有我同样的爱好,包括一些国外的诗歌研究者,人们普遍认为,青春诗会是当年度诗歌创作人才的大检阅,是诗歌创作的风向标,只要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就不会愿意错过这样一个绝佳的了解中国诗坛的机会。

自1980年到2003年11月,青春诗会已举办了19届,作为中国级别最高、历史延续性最长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推出了约三百名青年诗人,如今,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为诗坛的主要力量,少数人如舒婷、顾城、叶延滨、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等已经被写进了文学史。由于青春诗会的巨大影响,人们习惯将其誉为中国诗坛“黄埔军校”。我是从1992年开始知道青春诗会的,一次,我在学校阅览室里读《诗刊》,河南诗人蓝蓝的诗歌让我爱不释手,随后我就看到了这组诗所在的栏目:“青春诗会”。第二年秋天,我在期盼已久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又读到了河北诗人大解的诗歌,这让我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了这个诗人的所有作品。然后是1994年的叶舟、张执浩,1995年的伊沙,1997年的李元胜……每一届都会有一两个让我心仪的诗人出现。那几年,《诗刊》在整体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并不为年轻人喜欢,我们喜欢的是合肥的《诗歌报》,但无论如何,每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是必读的。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2000年以后的几届诗会。由于1989、1990年停办以及90年代后期有几年为两年一届,故2000年4月24日至 28日举行的是第16届。参加者有汗漫、殷常青、姜念先、刘起伦、陈朝华、老刀、江一郎、宋志刚等12个诗人。这一届诗会一改以往在北京举行的传统,移师经济发达的广东肇庆地区。《诗刊》某位负责人这样解释移师广东的原因:“选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来广东举办这次严肃的诗歌活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相对于80年代的青春诗会,9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届诗会的“重量级”无疑要差上一截,与会诗人实力悬殊,这一届除了汗漫、江一郎等少数几个诗人具有实力,有近半数诗人的创作并不引人注目。当然,这并不能影响青春诗会的巨大贡献——目前活跃的诗人中没有参加青春诗会的廖廖无几。

2001年8月,第17届青春诗会于在浙江苍南县举行,寒烟、马利军、李双、沈娟蕾、南歌子、友来、姜桦、李志强、叶哗、赵丽华、黄崇森、俄尼。牧莎斯加、金肽频、牧南、王顺健、东林、凌翼等诗人与会。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

本人幸参加了2002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18届青春诗会。参加本届诗会的诗人有鲁西西、黑陶、杜涯、雨馨、李轻松、张祈、张岩松、江非、庞余亮、哨兵、魏克、胡弦、姜庆乙以及本人,共14人。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鲁西西、黑陶、杜涯、李轻松、庞余亮都是60年代出生诗人中已在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个名单里,黑陶由诗而文,其孤峭雅致的散文自成一格,引人注目;而杜涯的作品则是与会诗人中最令我认同的,她多年以前发表的《桃花》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

最初看见桃花,是在我的幼年
那年春天,父亲和一群大人带着我
去给一个邻村的表哥上坟
走出那个村子,我便看见了
满园的桃花
当时我欢呼一声
一头扎进了桃林
那个上午,我在桃园中兔子一样
穿行着,桃花在我的头顶
开得绚烂而又宁静
猛然,我吃惊地站住
我看见父亲和那群大人
正坐在一座坟前哀哀地垂泪
一堆纸灰被风吹得
四处飘散,然后像黑色的蝴蝶
消失在桃花间
后来我知道,那座坟中
埋着我的从没谋面的表哥
他在十八岁的那年死于一场疾病
那个春天,我记住了桃花
还有纸灰坟墓大人们的泪水
后来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村边
也有一片硕大的桃园
每年,桃花都开得异常绚烂
那时,我常坐在门口
看着父亲走在路上
然后消失在桃林的那边
后来父亲死去,桃树也被一棵棵砍掉
如今许多年过去
那个地方不再有桃花开放
那故园的人也相继老去

除了上述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生于70年代的江非、魏克等亦具有不凡的实力。此届诗会还有两个特征区别于往届。其一,作为“国刊”的《诗刊》开始注重宣传。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文艺类报刊《文艺报》和《文学报》均派了记者全程采访;影响广泛的《华夏时报》也与诗会进行互动,在诗会期间分三次将与会诗人的作品请资深诗人评点并发表。安徽电视台、《新安晚报》、《江淮晨报》等当地媒体也对此次诗会做了跟踪报道。诗会的所有内容也同步上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扬子鳄”、“或者”、“新散文”等文学网站浏览到诗会进程和各种花絮。其次是更大程度地关注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作为此届诗会的与会者,我唯一的遗憾是诗会期间初选上的拙作《基本功》、江非的《到北方去》、魏克的《到处都是魏克》最终没能在当年第10期《诗刊》“青春诗会”专号上露面,而是换为其他的更“保险”的作品。

作为中国历史延续性最长、主办者级别最高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影响广泛、成就卓著,为推动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界对青春诗会也不乏批评之语,前面提到的董辑的《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是我所读到过的言辞最为尖利的一篇,该文从第一届一直点评到第17届,认为青春诗会的与会诗人中,只有极少数是“选对了”的,其他的大多数人则是“垃圾”、“阿猫阿狗”、“省略号”;由于参加过青春诗会的某几个诗人后来“发达”成为官刊编辑,所以青春诗会是为这几个诗人办的;这个诗会“充满了错选、误判、糊涂和黑色幽默,充满了可笑的似是而非和标准”……总之,在董辑笔下,青春诗会之过远远大于功。其实,无论如何,即使仅仅凭着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大解、陈东东……这一批名字,也足以证明青春诗会的成功了。当然,从更长远看,最终究竟是青春诗会成就了这些诗人。还是这些诗人成就了青春诗会,很难说,我想,应该是双方面的吧。

尽管非议不断,但诗会还是要开,2003年11月8日,最新的一期《诗刊》下半月刊推出了第19届青春诗会专辑,又一批青年诗人成为“诗坛黄埔”学员。和以前各届一样,他们的组诗和照片出现在刊物显眼的位置,每个人都踌躇满志,但十年后他们会成为诗坛上的恒星还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天知道。

衡山诗会。沈浩波

我不知道在其他诗人的眼中,2000年8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究竟地位如何,而在我的印象中,这是近几年最有特色的诗歌笔会。由于“论坛”在南岳衡山举行,人们习惯将其称为“衡山诗会”。整个诗会的气氛既宽松活跃而民主,又紧张而严肃,即使是在宣读论文时气氛也兼具上述特征——采取了听众自由提问、宣读论文者当场答辩的形式。

在衡山,伊沙、徐江和沈浩波无疑“风头最健”,几个人在论文宣读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仅他们本人说得神采飞扬,台下的听众也不时为他们(以及提问者)的表现投以热烈的掌声。“下半身”主将沈浩波是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即兴发言信手拈来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其中最精彩的无疑是对众多朋友“开刀”的那部分。从韩东小海徐江到阿坚杨键贾薇巫昂,一口气指出了十余个诗人的缺点(当然,是沈本人所认为的缺点),妙语如珠。他这样批评韩东——“韩东上真正出类拔萃的文本有多少?真正具备先锋性的文本有多少?除了姿态以外的文本有多少?……韩东在80年代就说诗到语言为止。那么你的诗是不是到语言为止,你的诗在语言探索上有多少。在以前我没有看出来。只有《甲乙》……可惜的是,韩东在90年代的好诗仅此一首,《甲乙》之外的韩东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变成了一个经常自哀自怜的情绪柔弱的看见街边的小姐也要哀怜一下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有感而发的诗人。我觉得除了《甲乙》,韩东变成了小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充分展示了中国南方诗人的那种柔弱、精明式的才子性,小柔弱小情调在他的诗里愈发明显了。”这些言语遭到韩东数月后在《作家》杂志上的反击,并因此而酿成“他们”、“非非”和“下半身”主要人物在“诗江湖”论坛上的一场恶战,几个朋友差点反目。

在这个习惯于遗忘的年代,我相信衡山诗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津津乐道,8月19日深夜衡山最高峰上的诗歌朗诵会、20日晚上的喝啤酒大赛、21日上午在互联网上突然冒出来的“伊沙死亡事件”……那是多么快活的时光啊!2001年春节期间,西安诗人周公度在“诗江湖”论坛上危言耸听,说“伊沙因病去世”,马上有一个朋友笑呵呵地回帖:“你这一招太老套啦,这个方法去年我们在衡山时就用过了……”

麦城

也许在1999年,诗坛上还有许多人没听说过“麦城”这两个字,但是到了2000年,没听说过这两个字的人们可能会少了一大半。麦城无疑是2000年极为活跃的诗人,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甚至“名扬东瀛”了——11月3日至11日,他与王小妮、杨克、徐敬亚、沈奇等人一同到日本参加了“世界诗人节2000东京诗会”。

许多人认为麦城诗才平平,只是因为他是千万富翁,赞助了许多文学刊物(由此,人们对麦城能频频发表作品的猜测是有其道理的)而成为诗坛一“霸”。最近几年,麦城在诗歌上投资了近200万元人民币,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是2000年12月25日到27日在大连召开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 董秀玉、牛汉、郑敏、李欧梵、芒克、李陀、叶兆言、于坚等近70名诗人、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至今,麦城已出资在《山花》、《上海文学》、《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刊物设立了28个诗歌奖项。对于麦城的举动,有人认为是以利买名,也有人欣赏他对诗歌的热情。所有评价中,南方某大报的标题最为经典——“一半是诗歌,一半是金钱”。

海子诗歌入选教材

尽管作品被选入教材并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但海子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入选仍然令我欣慰,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百年中,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但这些年青少年对现代诗越来越隔阂,这不能说与教材中所选的作品老化、跟不上人们的审美需求无关。

诗不长,姑且引用如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海子的代表作之一,它语言优美,意韵悠远,颇受读者的喜爱。但从艺术角度上说,这只能算是海子中上水平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海子还有不少作品比这首诗艺术含金量更高,但这些作品要么太长,如《弥赛亚》、《祖国》;要么太短,如《村庄》、《秋》(此次被列入高中二年级语文的辅助阅读篇目);要么“消沉”得近乎绝望(可能是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诗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如《春天,十个海子》、《九月》、《七月不远》;要么深情得足以令人想入非非(不入选的理由可能和前面一样),比如《四姐妹》、《日记》;还有的太热烈,如《麦地与诗人》,太“先锋”,如《黑夜的献诗》、《打钟》……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那些充满了死亡、黑暗、宿命、忧伤的诗歌中少有的语言干净优美、节奏明快(特别是最后一节,明快得近乎俗气)、主题健康向上(考虑到读者主要是高中生,教材编者有必要把这一点放在首位)的一首。在海子的数百首诗歌中,具有与其相近的质地的,大约只有《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祖国、或以梦为马》等有限的几首。所以,教材的编选者在选海子的诗时也是煞费苦心的,可能是多种因素折中的结果。

在欣慰于它的入选的同时,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对此事作一些“小人之心”的揣测。从众多的佳作里,只选海子的作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是这些编者——传统知识分子——对诗歌形式的理解问题(比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诗歌要讲究语言优美、意象贴切、意境优美等等,海子的诗歌几乎都满足了这些条件),还是想抓住海子传奇的生活经历这一“卖点”?如果是在“选人”而不是“选诗”,那也还罢了,如果是“选诗”,那么西川、欧阳江河、于坚、韩东等人就不应被忽视。这些诗人创作了很多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优秀的作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首诗已被好事者谱成了歌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说真的,我觉得曲作者把好端端的一首诗给糟蹋了。它变得深情而近于矫情,而实际上这首诗的情感底蕴应该平和而澹泊。在“歌迷”多如牛毛而“诗迷”凤毛麟角的今天,再优秀的诗歌也不会比四流歌曲更受人关注,中学校园更是如此——对于这首诗歌,学生们是否会像平常日子一样,以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代替了对原著的阅读?我还担心教师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无法给予学生更为精到的讲解,从而无法让学生对作为“流行歌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作为诗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出区分。

从诗歌风格而言,也有遗憾之处。既然选了一首“华美”的诗作为教材,为什么不再选一首风格迥异的口语诗呢?8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作品的影响并不比以海子为代表的那一类诗歌小,比如《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们的朋友》、《有关大雁塔》、《看一支蜡烛点燃》等,早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在诗歌发展史的意义以及在文坛上的影响都超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们进入中学教材资格绰绰有余。乃至于影响相对较小的秦巴子、南野、郑单衣等人都有质量不在上述作品之下的佳作,如《怀念未来》(南野)、《中药房》(秦巴子)、《夏天的翅膀》(郑单衣)等。尽管此次教材改革,也将韩东的短诗《山民》列入选读篇目,但这是韩早期作品,根本不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其实,且不管这两种风格的诗歌艺术价值孰高孰低,如果能够同时入选,必能让学生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状况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次教材改革选取了海子的诗歌是试探性的、有所保留的,除了考虑诗人的影响,更考虑作品的风格意韵等方面的因素。当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入选,好歹是向前迈了一步,至于更为精到、更能体现中国现代诗发展大潮的作品的入选,我们不妨寄希望于下一次。

春天送你一首诗

新时期以来,《诗刊》最大的品牌是“青春诗会”,直到今天,“青春诗会”仍然是诗歌界乃至文学界最为有影响的诗会,当前活跃的诗人大部分都参加过这一活动。而这一活动的参与者是优中选优,每年只有十余位青年诗人能够得到这一荣誉。随着2001年《诗刊》下半月刊的创刊,诗刊社开始酝酿第二个品牌,那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2002年3月,首届“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以北京为主会场,广州、上海等地为分会场同时举行,大量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加入了进来。除了诗人朗诵关于春天的诗歌,诗刊社还专门印制数十万张诗歌卡片,分发给群众。2003年4月12日,第二届“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开幕,主会场设在湖南长沙,分会场包括上海、广州、重庆、中山、秦皇岛、南京、杭州、兰州、太原、无锡、宁波、佳木斯、厦门、重庆、南京、杭州、兰州、开封、深圳、桂林等则30多个城市。据统计,全国有近50万人参与这次大型诗歌公益活动。2004年度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场面更是隆重……

与“青春诗会”一样,“春天送你一首诗”也是一年一度。关于这一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高洪波说:这次活动的主旨在于让诗歌回到群众,回到人民的生活。活动总策划、著名诗人林莽说:举办这次活动,不但是唤起人们对春天的热爱,也是在呼唤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

排除这些形而上的目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对《诗刊》下半月刊的发行也有相当大的益处,据说,刊载有此项活动作品的当期刊物加印了10万册。在地摊读物横行书市的今天,诗歌刊物发行10万册有百益而无一害。作为一个诗人,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活动主办者对正在遗失的诗心的拯救。

《北岛诗歌》出版

如果说要有谁的诗集出版可以成为“事件”,那么只有北岛才可以享受这项荣誉。其他诗人,无论海子还是昌耀,都不能。自北岛1989年离开中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在祖国大陆出版一本诗集已经成为比登天还困难的事情。别说是出版诗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机会也是渺茫,甚至连名字也成了省略号。我曾经读过大量论述“朦胧诗”的论文和论文集,一个令人惊奇又愤怒的现象是:那些学者竟然连“朦胧诗”最重要的成员北岛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或者只是提提名字而不敢分析其作品,倒是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朦胧诗”成员被连篇累牍地分析、解释、夸赞。历史事实在面前摆着,都敢自顾自地否决掉,这样的“学者”你就是想不小瞧他也不行。——当然,也不能总是责怪这些书生,文学要看政治的脸色,是这个国家的国情,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学者都有顾准般的学术良心。

90年代后期,北岛的诗歌和散文在零星地出现在国内的刊物上,新世纪以来,《读书》、《书城》、《天涯》、《收获》等刊物开始较为密集地出现北岛的文章,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良好到“再开始”。而2003年伊始,南海出版公司竟然出版了《北岛诗歌》,此举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诗坛上爆炸,激动得诗人们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

由《北岛诗歌》的出版,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言论空间在进一步加大,政策环境在日益宽松,当局也相当开明。这是好事,有容乃大啊。然而,即使是北岛的作品已经频频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即使是《北岛诗歌》也已出版,许多报刊仍不敢提“北岛”二字,他们的理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呜呼,除了你自个儿在莫须有疑神疑鬼,这世界已走得太远了!

甲申风暴

朦胧诗以后,号称“大展”的有规模的诗歌展示事件并不多,印象中只有1986年的“两报大展”、《诗歌报》“1989中国实验诗集团展示”、1993年成都诗人黎正光依托民间诗报《浣花》举办的诗歌大展、2001年8月至2003年12月间《诗选刊》相继举办的四次“年代大展”。“甲申风暴”是最近的一次。

“甲申风暴”全称“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由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新浪网联合举办,时间跨度颇大,为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目标也相当高远,据大展启事说,此次大展“旨在大规模展示当代汉语诗人的优秀创作,真实反映中国诗坛现状,呈现国内各诗歌网站、社团和个人的最佳诗歌创作成果,强档推出当代实力诗人,为积蓄已久的中国诗歌搭建舞台,摇旗呐喊”。在此期间,三家主办单位每月都以专栏形式推出大展专辑,并随时对有关情况进行追踪报道。

2004年第3期的《星星》以两本刊物的容量展出了国内数十个著名诗歌网站、民刊和单个诗人的作品;《南方都市报》则一次性推出了近十个专版的诗歌作品,并陆续刊登对参加“大展”的诗人的专访。

由此看来,堪与“甲申风暴”比较的只有《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但两者也区别甚远,那次大展是由两家资历较浅的报纸举办,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并在诗歌史中稳占一席之地。这次大展的三家主办单位则分别在文学界、报界和网络媒体中深具影响,在资历上与当年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有天渊之别,而且操作方式与气势远胜当年,除了“两报大展”出现过的以社团和个人的名义参展,此次大展置于首位的是“网络”,充分肯定了新世纪以来现代诗歌在网络上的繁荣局面。但这次“大展”最终能否对中国诗歌达到当年那般深远的影响,值得怀疑。自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媒事业的长足发展是重要原因。如果说当年的“地下诗人”有可能因为错过“86大展”而错失成名的良机,那么,一个年轻的诗人错过“甲申风暴”肯定算不上什么大的损失,毕竟,在当前相对发达的作品发表环境中,要想埋没(或封杀)一个有实力的写作者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接受宁夏一家晚报就“甲申风暴”进行的采访时,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甲申风暴”可能会成为一次好诗展示而不具备进入文学史的价值,它不会成为让人无法躲避的“风暴”,而只是一次较为大型的文学活动而已。当然,如果真正能够将近20年来中国现代诗的最佳成果展现于世人眼前,这一活动的结果将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对现代诗的发展也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