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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校长死: 莫须有的宋彬彬和实实在在的徐友渔.


致校长死: 莫须有的宋彬彬和实实在在的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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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何许人也


有关媒体这样介绍他:“徐友渔,1947年生于成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什么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呢?徐友渔先生在所写的文章中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可以把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

   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
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
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徐先生的大作,粗略地看了一些,其中谈论文革的居多,当然还有市场经济,还有宪政•民主之类的东西。

最近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2005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专访――《徐友渔 关注平等与公正》,一篇是2005年6月18凤凰彩票 日《徐友渔关于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的讲演稿;于是,我对徐先生的了解便又加深了一层 ,当然这也是大概的了解。

 徐先生既然是哲学所研究员,按理说应该是哲学方面的大学问家。可是,他在这两篇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却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于是,我就把他的一些观点亮出来,和他理论理论,也希望网友们和他理论理论。

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介绍,徐先生“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是四川中学生红卫兵的头,红极一时的人物”。

据徐先生自己介绍,他是“文斗司令”。在文革的一次“进攻132 兵工厂”的“武斗”中,他“没开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但是大刀长矛地冲冲打打,是有过的”。还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是非常狂热的,但很快就醒悟了,感觉上当受骗了。”

徐先生在这里就不是实事求是了。我也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武斗”,并不是仅仅指“开没开过枪”,如果这样理解“武斗”,岂不是太片面也太轻松了。打人是不是“武斗”啊?何况徐先生“是大刀长矛地冲冲打打”了!再问徐先生一句,“大刀长矛地冲冲打打”,仅仅是毫无目的的那么作作样子吗?没有砍到什么人刺到什么人吗?恐怕只有徐先生自己知道了。

在文革进程中,因为“泥沙俱下”,必然“鱼龙混杂”。“红卫兵”也有极左分子,例如“联动”那样的组织,他们就将矛头直指周恩来。据我所知,文革中确有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参加了红卫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但是,他们中也确有个别人怀有其他的目的。例如,有的就是受了其老子的蛊惑,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浑水摸鱼,试图达到极右的目的。不知道徐先生是否属于这类人,恐怕也只有徐先生自己知道了。

在这篇专访中,可以看出徐先生是曾有过“雄心壮志”的。
他自己表白,“中国的一个传统是知识分子总是想进入决策圈幕僚圈。进入的不用说了,还有大量没进去,他们在发表观点时,也会顾及上面的印象,会给自己留后手……(人物周刊记者问 :您没有过类似考虑吗?)徐先生接着说:“我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很快就没有了。那是1980年代中,一位很开明的领导和我说了类似‘要想改革就得进入权力层’的意思,还说,比起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那是更艰难的道路——这个‘更艰难的道路’的说法很吸引我。选择忍辱负重当然是更道德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还是死心了”。

徐先生自己讲,“在相当长时间,我在社科院是很红的人,被认为学术前途无量。但后来,因为我的研究方向,因为我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立场,我成了个边缘人物”。我想,“边缘人物”大概是进不了“决策圈幕僚圈”的。这,也许是徐先生“死心”的缘故吧。

在专访中,许先生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我中学时有个对我很好的校长,在文革期间,被整得死去活来,工作组通过我来整她,我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后来,我就觉得必须找到她当面道歉。但是拖来拖去,当我真的回到四川找她时,她已经去世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想,这位校长既然被整得“死去活来”,大概绝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折磨吧?是否也有“武斗”,也有“大刀长矛地冲冲打打”呢?否则,徐先生是不会有如此忏悔之情的。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徐先生在《关于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的讲演稿》中说: “我觉得造就出来的中国红卫兵一代就是青年法西斯,他们把校长活活打死,现在完全不可想象”。

现在,我不想对文革作全面评价,我以为对有些东西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再思考,那段历史还有待进一步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晰,才能得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所以,仅就徐先生的这句话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徐先生这是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且在危言耸听。文革中,“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样的事情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把校长整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事倒是有的,因为这是徐先生自己所干的事情并坦言相告。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场运动中,凡是作为学校的学生,除极个别的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当过红卫兵,都戴过红袖章。据有关资料记载,仅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总数就达1100万,而红卫兵的总数绝不仅仅是这些,起码有几千万之巨。难道这些人都是“青年法西斯”?那中国岂不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如今,那些“青年法西斯”已经或即将步入老年,应当算是“老法西斯”了幸运赛车在线投注。请问徐先生,您也曾当过红卫兵,您承认当年的您是“青年法西斯”吗?!您承认如今的您是“老年法西斯”吗?!其实,要说您是“青年法西斯”还不算冤枉,因为您毕竟“把校长整得死去活来”!而那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却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来。徐先生在否定那一代人的同时,也彻底否认了自己,对不对呀?。。。